他14岁从军，是邓小平、张云逸、李明瑞等领导培养出来的杰出的红军将领。他15岁当军部特务连副连长，19岁任主力团团长，20岁任主力师师长，是红七军将领中的后起之秀。他历经土地革命战争、红军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洗礼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，年仅41岁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称赞他：“一生忠贞，矢志不渝，英勇善战，我军楷模。”他，就是开国上将李天佑。
这位善打硬仗的沙场英雄革命道路上有哪些传奇瞬间？他在生活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？近日，精神饱满的李天佑之子李亚明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。儒雅的谈吐，68岁的李亚明给人一种谦恭的感觉，在人民空军服役了大半辈子的他，回忆起父亲为中国革命南征北战、呕心沥血的岁月时，不禁动情地向我们娓娓道来。1
红船专访
“父亲经历的湘江新圩阻击战，
让我印象深刻”
1914年1月8日，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六塘镇一个贫农家庭。1928年，14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李明瑞部下当兵。1929年9月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，在张云逸的引导下，李天佑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2月，李天佑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
1934年1月，年仅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，同年4月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高虎脑战斗中，面对拥有飞机大炮配合、人数数倍于己的敌人，负伤的李天佑指挥部队坚守三天四夜，直到接到撤退命令。
长征途中，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，李天佑奉命率两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另一个团，保证中央纵队左翼安全。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，李天佑率部苦战，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。当李天佑接到党中央和军委机关陆续渡江的电报后，才开始命令撤离阵地。清点人数时，李天佑双眼噙满泪水，参谋长以下团、营、连干部几乎非伤即亡。经此一役， 3000多人的部队打得只剩1000多人。
《红军长征史》特别提到，1934年，从11月28日起，红三军团5师师长李天佑、政委钟赤兵亲率14、15团和军委炮兵营领受“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坚守三天至四天”的命令，在马渡桥至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两个师近万人，血战四天三夜，红5师损失过半，连师参谋长胡震也牺牲了。李天佑
“这场战斗责任重大，关乎中央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生死存亡。”李亚明告诉红船编辑部，在父亲经历的这么多战役中，新圩阻击战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役。“1970年，父亲到广州疗养，碰到董必武副主席。在谈到湘江新圩阻击战时，董必武副主席说：‘天佑同志，是你们挽救了中央红星纵队啊！’。后来父亲回到家里跟我们说起这件事，他也是很自豪的。”
李天佑的一生百战沙场，但由于连年征战，身体虚弱，李天佑早早便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肠胃病。1938年5月下旬，李天佑回到延安，不久又转到西安治病。1938年底，组织上决定派李天佑到苏联边治病边学习。1939年6月李天佑抵达莫斯科，住进了郊区库契诺的中国党校。他在国际红十字疗养所治病三个月，神经、肠胃功能基本恢复正常，10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。
“由于父亲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，只读过两年私塾，文化底子薄，中文水平本来就不高，在学军事专业的同时还要恶补俄文，困难之大难以想象。”李亚明介绍，但李天佑学习非常刻苦，所有时间全扑在学习上。除听课外，还阅读大量书刊、资料，并联系自己的战争实践,写下了大量的学习笔记。
然而，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，让还在苏联的李天佑等将领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磨难。
李亚明介绍，战争爆发后，李天佑等人奉命回国。本想一起从蒙古回国到延安去，但是到了乌兰巴托后发现：日军已经把中蒙边界封锁得非常严密。
“我父亲他们便滞留在乌兰巴托，靠着打零工、养兔子自谋生路。父亲在那里被迫待了将近两年，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，再加上当时也已经对中蒙边界的情况有所了解，所以决定冒死也要回国”。据悉，李天佑和战友李士英打听到由乌兰巴托向西，从蒙古西南部，绕过日军控制的蒙中边境，可以进入宁夏，再绕道去延安。但是这条路需越过茫茫的戈壁沙漠和无人地带，以及国统区，迂回曲折，行程长达4000里，异常危险。
“父亲他们在商量后，雇了一位蒙古向导带路，打扮成蒙古商人，备了几头骆驼，驮上皮货、食品和水，冒着危险闯进了茫茫无垠的沙漠。沙漠里白天天气酷热，晚上的沙漠又很冷。有时冷得睡不着觉，两人坐那里聊天，聊家人、聊革命、聊战友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就更多得体现出一种坚定的信仰。两个人很孤单的时候，怎么坚持？这是对人意志的一种考验。”
好不容易走出了沙漠，又走了几千里地，可是到了黄河边还是过不去。因为国民党把黄河封锁了，不让去延安。最后没办法，他们只好把向导辞退了，把带着的一点毛皮卖掉，弄点盘缠，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。
“父亲曾对母亲讲过这段故事：等两个人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，早就成乞丐了，拿着打狗棍沿路要饭到了那里。他们看到门口站岗的八路军战士，非常激动，终于找到了党、找到了部队，他们的那种心情不是我们现在能体会到的。他们之所以能坚持到底，走数千里地、走几个月，讨饭、要饭，找回部队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。”谈及父亲的这段经历，情到深处的李亚明红了眼眶。
1946年1月14日，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番号为东北联军。当时，正逢苏联红军从东北各大城市陆续撤走，东北局决定派部队进占哈尔滨，作为北满根据地中心，并任命李天佑为解放哈尔滨市总指挥。
在当时敌我双方混乱的情况下，加上土匪又很多，苏联红军对刚到的部队不熟悉又不了解，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小摩擦。
李亚明向红船编辑部介绍了这其中的一段小插曲：“刚进入哈尔滨的一天，父亲和林彪等人正在屋里商讨事情，突然闯进来几个苏联红军士兵，他们当时直接用枪对准了林彪等人，命令缴械。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怎么能缴械呢？但在战争年代又加上语言不通，紧急关头任何情况都可能一触即发，我父亲这个时候挺身而出，挡在苏军士兵的枪口和林彪中间，用流利的俄语和苏军进行交涉，直到来了一位苏军军官才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化险为夷。”
当和红船编辑部谈到“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？”时，李亚明坦言，“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都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，所以说父亲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。”李天佑去世时，李亚明只有16岁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往往夜深要睡觉时，都还不见父亲回家的身影。
尽管如此，李亚明还是对他心中的父亲给出了一个具体的、形象的评价：“我后来通过采访，以及一些历史资料中，对父亲的生平也做了一些研究。他的一生有四个特点。”
李亚明认为，父亲从13岁参军，到15岁参加百色起义，再到1970年去世，几十年的革命生涯，塑造了他的性格特点：一是打仗不怕死，共受过7次伤；二是善于学习，最早红军时期在张云逸的教导队学习，以及苏区红军大学学习，抗战时期到苏联学习，建国以后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进步；三是做人正派，对上不阿谀奉承，对同级干部不拉帮结派，对下级同志非常爱护；四是生活作风严谨。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说糙话，走路笔挺，坐姿端正。
“父亲在外人眼里是位勇将，可在我们心中，他是位慈父。”李亚明对红船编辑部讲起父亲与他生活的点滴。“父亲对我们很慈爱，很少批评人，更没打过我们。但他对我们的生活作风要求却也从不放松。他从小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，要求我们吃饭不能浪费，盛饭吃多少盛多少，必须把碗里的饭吃光，掉在桌上的饭粒必须捡起来吃掉。”
在李亚明看来，父辈那一代人的清廉与正直与现在的一些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“有一次新疆军区的首长们送来了哈密瓜，我印象很深。哈密瓜就放在我们家走廊里，我父亲下班回来看到走廊上有哈密瓜，那时候新疆过来的哈密瓜是很值钱的。父亲得知是新疆军区送来的，要求警卫参谋把钱付给对方。”李亚明笑着说道：“现在一个哈密瓜算什么，送给你你也就拿着了，可我父亲坚决不白拿。”
“现在的一些人和那个年代的相比，思想信念是有很大差距的。”从部队退休后的李亚明如今是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的一员，他说：我们想通过歌声让更多的人记住老一辈是怎么走过来的。程序编辑：朱向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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